文艺批评 | 王尧：从散文的字里行间走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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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
王尧教授是学者、小说家、散文家，其著述有思辨和感性的融汇表达，更有对于学术前沿和社会现实的深度关注和切身投入。文艺批评今日推送王尧教授对自己写作历程的忆述。王尧老师从1981年开始发表“散文诗”，生活经历影响了他的文字的调性，温暖、忧伤、凄凉和透明长久地在他的字里行间弥漫。自苏州求学后，具备了生活和知识支撑的想象，王尧老师既研究中国当代散文史、文学与思想文化，也写作专栏文章、创作小说，陆续集结为《把吴钩看了》《脱去文化的外套》《时代与肖像》《一个人的八十年代》《我们的故事是什么》《纸上的知识分子》《日常的弦歌》《民谣》《中国当代散文史》等。王尧老师的文字与他的人生经历和学识形成高度互动关系，在关于散文的定义和艺术观之外，他希望自己的散文有结构世界、和万物对话的能力，有再造汉语、文体交融的能力。

本文原刊于《东吴学术》2023年第5期，转载自“东吴学术”公众号，特此感谢！

王尧

从散文的字里行间走过

人的一生大抵是一篇散文，中间或许有诗有剧有小说。我所有的写作，便是从“散文”的字里行间走过的印记。

我现在能够记起的公开发表的文字，大概是1981年上半年刊登在《辽宁青年》等刊物上的短章，所谓的“散文诗”，印象中是感慨人生的。同学们看到我有邮政局的汇款单便起哄，我取了钱，买了包子，若干同学边吃包子边哼起歌曲，这是我在东台县城一年留下的最开心的时光之一。后来我有些后悔，应该留几毛钱，买一串香蕉带回去给妈妈。妈妈那时患肾脏疾病，喝了太多的汤药。东台中学附近便是体育场，我有时会从宿舍到那里跑步，好几年前，我曾和村上的小伙伴行船几十里，到这里割草。后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文字，是从汤药和青草的露珠还有码头的青苔上生长出来的。这些元素影响了我文字的调性，温暖、忧伤、凄凉和透明长久地在我的字里行间弥漫。

《时代与肖像》，王尧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21-06

尽管我写出了或许以后无法再写出的句子“我坐在码头上，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”，但我知道坐在码头上我的视野是有限的。在河对岸的房子只有几幢时，我能够远眺到的，也只是一片田野尽头的公路，公路南面的河流也目及不到。直到我看见汽车从公路上驶过，直到我坐上其中一辆车去县城，我才知道自己的想象也是有限的，甚至是荒唐的。没有生活和知识支撑的想象总是有限的。我背着一个木箱，坐上了汽车，一路是颠簸还是自己内心起伏，我终于到了县城汽车站，再从那里坐上了去苏州的汽车，早晨出发的，到了八圩已是下午。轮渡启航时，我回头看了看江北。人生的起承转合，成了散文永远的结构。

在后来的文字中，我多次叙述过第一次到苏州的印象。相关文字，我几乎没有满意的。我知道，只有当我和苏州融为一体时，我才能写出我的苏州和苏州中的我。检索自己的文字，发现基本散文集里都没有独立写苏州的散文。我在苏州学习生活工作了四十余年，在这里发育了思想老化了筋骨，也在此地回望故乡，观察中国和世界。其实，我现在生活的苏州和之前生活过的东台，互为“故乡”和“他乡”。我没有见过镇上老屋的那个匾额，父亲说堂屋里挂着三槐堂。我丝毫不怀疑父亲少年时的记忆，我在个别方言和生活习俗上确证了父亲的说法。几年之前，在三槐堂宗亲聚会时，我在无数陌生的头发和脸庞上发现了共同特征。我不知道我的那位先祖是怎么跋涉到东台，再到时堰的。数百年以后，他的他乡成了我的家乡，我负笈江南后，他的第一故乡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

我在错落的时空中生活。1983还是1984年，我在中国散文学会的刊物《散文世界》上发表了《脸谱》（五题），这是我正式写作散文的开始，其后近二十年间，我几乎没有再发过单篇散文。《脸谱》写故乡人物，2021年出版《时代与肖像》时，我收进了这组文章。1996年，人民出版社的方鸣先生知道我喜欢写作散文，说可以给我出版一本散文集，而且要做成毛边书。毛边书对我太有吸引力了，我就收拢了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一些文字，结集成《把吴钩看了》。1998年出版的这本毛边书中的文字，有故乡记忆，有序跋，也有作为一个“知识分子”的随感，其中《和孔乙己聊天》留下了我当时的思绪。虽然我也用一把裁纸刀裁自己的毛边书，但心思和精力在学术。这二十年间，念书，师从范培松先生完成博士学位论文，从研究中国当代散文史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，也做了很多文学活动。

《把吴钩看了》，王尧 著

东方出版社，1998-05

2001年我和林建法先生策划了“小说家讲坛”，在和作家的互动中，那个遥远的作家梦又在内心活跃起来。非典的那一年，我应邀给《南方周末》开设了“纸上的知识分子”专栏。我从武汉坐火车去了咸宁向阳湖农场，在那里访问了几天。在潇潇春雨中，我和曾经下放在那里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场景中“相遇”了。我想以自己的方式，向那些崇高和卑微的知识分子致敬，我向往崇高但我也卑微。尽管这只是想象，但却是我以散文的方式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开始。我的学位论文是做“文革”时期文学的，在写作专栏时，我开始考虑能不能在学术之外，以小说和散文的形式呈现我关注的问题。《南方周末》专栏文章后乐结集为《脱去文化的外套》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一年的专栏写作，让我筋疲力尽，我几乎是发誓以后不再写专栏了。但十几年以后，我又忘记自己写作专栏时的疲惫。

我青少年时期的寒冬大雪纷飞，那种寒冷的感觉让我现在也不寒而栗。初到苏州读书的几年，待放寒假时也会遭遇大雪。逐渐的，大雪小雪都成了一种企盼的风景，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。2008年春节将至，一场大雪突如其来。我坐在书房里，透过北窗户，看到小区围墙上已经挂了久违的冰凌，遥远的记忆又复活了。一个寒假，我都在写作中，很快将《一个人的八十年代》交给华东师范大学的倪为国先生。2009年春天，我在台湾讲学时收到了两本《一个人的八十年代》。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我说写作《一个人的八十年代》时，我看到了年轻的我向我走来。这个年轻的我，是八十年代中的我。我一直觉得八十年代对知识分子是如此重要。《一个人的八十年代》是我的思想史，也是我的思想方法。因为这本书，我一直知道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八十年代的血。

《脱去文化的外套》

王尧 著

花城出版社

2007-04

《一个人的八十年代》

王尧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09-03

2010年我去哈佛-燕京学社访问半年，这是再次生活在错落的时空之中。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有独处的机会，在卸下所有的社会工作负担后，我觉得一身轻松。到波士顿三个月后，我就瘦身三十斤，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飘逸，仿佛回到大学时代。我带了很多降压药，但几乎不吃药，血压就正常了。回国时，我大箱子里装的是因瘦身不能穿的过于宽大的衣服、储满英文论著扫描件的硬盘和多余的降压药。这个半年，让我有了一次清洁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可能。我并不崇洋媚外，但访学的经历让我知道了，我们既要在中国看世界，也要在世界看中国。出国前《读书》主编贾宝兰女士邀约我写文章，这就有了《读书》专栏“剑桥笔记”。我很少重读自己的文章，但经常会再度《我们的故事是什么》。其中的一些文章，后来收进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《纸上的知识分子》中。高秀芹女士建议我编一本散文选，我想起当年出版《脱去文化的外套》时最初使用的书名，就将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散文选命名为《纸上的知识分子》。

《读书》“剑桥笔记”陆续发表后，《收获》程永新先生致电我，说了些肯定的话。我特别在意永新兄的意见，也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。几年之前，我曾经在《收获》发过一篇散文《在台下聆听和张望》。永新兄要我考虑考虑，有没有在《收获》开设散文专栏的可能。我说想想，这一想就是五六年。记得是2017年9月，永新兄电话我，问有没有想好，我说了两个选题，他选了写重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这个题材。这就有了2018年《收获》的专栏《沧海文心》，期间我还写了一些关于当代作家的笔记。广东高教出版黄红丽总编邀我编一本散文，于是有了2022年出版、靳辉责编的《我们的故事是什么》，这本散文的主体是《沧海文心》诸篇。许多事情都灰飞烟灭，但知识分子的沧海文心天地可鉴。我在这个专栏的写作中，找到了历史叙事的方式，也找到了自己与历史的关系。

《纸上的知识分子》

王尧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2013-01

《我们的故事是什么》

王尧 著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2022-11

《收获》专栏之后，我似乎一发不可收拾。《钟山》主编贾梦玮兄问我能不能再写一个专栏，我想起心中的西南联大，觉得可以写一组文章。和永新一样，梦玮兄也为我的拖稿头疼，但最终还是完成了《日常的弦歌》五篇文章。译林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《民谣》时，规划了“王尧作品”系列，《日常的弦歌》纳入其中。我跟责编魏玮说，写了五篇意犹未尽，还想再写几篇。想写时，突然找不到感觉了，只好作罢。现在大家读到的《日常的弦歌》其实是一部未完成的书。这本书的跋传达了我的心境，我没有听过那些大先生们的课，但我是他们的私淑弟子。在写这篇文章时，我看到西南联大的校门了。

写作《日常的弦歌》时，《雨花》主编朱辉兄说了很多我应该给《雨花》写专栏的理由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好像不好推却。给《雨花》写“时代与肖像”系列时，我已经进入了《民谣》写作的关键阶段，散文里的几个人人物进入了小说，或者说小说中的几个人物也到散文里串门了。这组散文有热烈的反响，出乎我的意料。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李黎兄说，在我们社结集出版吧，这就有了2021年的《时代与肖像》散文集。李黎兄知道我喜欢用毛笔写字，特别提出要我自己题写篇名。写作就像滚雪球，越滚越大。在写《雨花》专栏时，《上海文学》的来颖燕女士微信我，说应该给《上海文学》写专栏了。她特别提起很多前就电话我约稿了，还说赵丽宏老师当面也邀请过我。我的重然诺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果然充分体现出来，说一定写，但我会拖稿。来女士说，不怕拖稿的。2021年《上海文学》上的专栏《纸上的生活》是我在艺术上最用心写作的散文，也是各种想象在语音中得以展开的文字。我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陈小真先生商量，出版时将书名改为《我是五月的孩子》。写作《纸上的生活》时，妈妈突然心梗离世，《拔根芦柴花》是我悼念妈妈的文字。妈妈五月分娩，我是五月的孩子。

《日常的弦歌：

西南联大的回响》

王尧 著

译林出版社

2023-01

《民谣》

王尧 著

译林出版社

2021-04

这么多年来，我好像陷在自己的陷阱中。我早期研究散文，出版了《中国当代散文史》等。我一直在意中国的文章传统，鼓吹散文的非职业写作，提倡文学研究文体的文学性，等等。一个人一生都是在不停折腾，我是用文字折腾自己的那个人。许多时候，我也有虚无之感，所以我自警不要放大自己缩小世界，不必看重自己写下的种种。但有时又觉得，写作会让自己重返人生的起点，重新活一次。如果说，我的散文有整体性的话，那就是我给《脱去文化的外套》封面上写的一句话：知识分子的长短录，纸上烟雨苍茫。

我研究了几十年散文，但我现在越来越说不清散文是什么。在许多关于散文的定义和艺术观之外，我希望自己的散文：有结构世界的能力，有和万物对话的能力，有再造汉语的能力，有文体交融的能力。我知道这只是梦想，是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的一部分，我乐此不疲。

在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中，我写了这样一句开头：在等待父母的那一刻，方后乐意识到他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河桥上张望的少年。现在的我，依然从散文的字里行间走过，偶尔伫立，问苍茫大地。我听到回声了吗？

本文原刊于《东吴学术》2023年第5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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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 | 尹雪

图源 | 网络